一方面，作为实在法理论，法理论并不关注自然法或正义问题。
何况，目前阶段，人工智能科技只是形成了巨大的潜力，还有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扩展时期，从经济意义特别是国家处于机遇期需要提升竞争力上说，还存在一个极具关键的需要鼓励和引导期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相关文本宣示的，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国际规范来源，但人的价值性应该不限于此。
比如说，划分不同主体或产品风险等级，进行相应资质管理。科技活动及其技术—经济立法范式，其产生的最根本上威胁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后果，是技术结构的自主性滋长。学者和机构将之称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的基本伦理框架，作为人工智能规范和政策的最高指导。它已经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18]（P13）。对应社会积极和消极的规范需求，体现为两大方面。
神经科技，也有类似之忧[21]（P199）。这恐怕也是国际社会要就科技事项进行平衡规范，难以取得合作共识的原因之一。人们之所以有时会产生法理论无用之感，是因为当迄今为止的法律实践及其背后的部门法学运行良好时，它的作用就是隐而不彰的。
在民法中，一直以来私法行为被与意思表示相提并论。在学术领域，百科全书总论开始作为独立的专著出版，关于法的基本概念和结构的讨论构成了主体内容。[15] 17世纪时，莱布尼茨最早区分了法学的四个部分，即教学式的历史的注释的论辩式的。类似地，匈牙利学者索姆罗严格区分了法律内容学说与法律形式学说。
它包括法律规范的结构学说与法秩序的构造学说。法理学如何既保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又能使得包括部门法学在内的整个法学兼具独立性和开放性？笔者认为，应当重新拾起一度在新中国法理学术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法的一般理论（简称为法理论），并将其作为当下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反，缺乏对规范特征的精确认识，这种体系化压根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法理学研究长期以来受苏联法学的影响，习惯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教条框架，缺乏足够的方法论自觉，也没有辨清不同的研究进路所可能带来的不同结果及其意义。但这不能采取大社会科学的进路，或者说将法理学视为一个容纳各种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大框子。二是提升研究的整体自洽性和一般性。
相反，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权利类型所作的最完备和最严密的法理论分析来自于美国学者霍菲尔德。其最高成就的标志，就是形成法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深度结合。[75] 首先，法理论的概念分类可以被用来对部门法学说进行批评性审视。
这种学说的目的在于认识法律而非形成法律，因为科学必须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进行叙述，而非从特定价值判断出发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72]规则是确定性命令，而原则是最佳化命令。
他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法律科学：作为法学学科整体的广义法律科学（法学百科全书）、作为教义性法学的狭义法律科学以及法理论意义上的法律科学。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工作理所当然是由底蕴最为深厚的民法学来担纲的。
百科全书不只是具有对于各具体学科的辅助性功能，也具有独立的意义。[48]参见前引[43]，凯尔森书，第20页以下。法哲学研究重新在法理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他各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与认知科学等，方兴未艾、层出不穷。1.法理论的体系构造功能 法理论致力于打造统一的法律科学，法律科学的统一性构成了法理论研究的核心倾向。另一方面，与部门法学关注个别实在法不同，法理论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在法，即脱离于任何实在法秩序之内容特殊性的普遍的法律概念。相反，关于实在法的法学仅仅被视为对法作正确解释并适用于所出现之案件的实践能力，它属于手艺活而非科学。
但这并不能证明法理论就与实践没有任何关联。受冷战影响，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德国学者们也对马克思主义法理论，尤其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理论进行了介绍，到了70年代还形成了对这一理论的问题进行集中反思和批评的潮流。
[37]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正式以一般法学说或近似称呼命名的专著，它们大多聚焦于法律基本概念体系，延续了分析的风格和基本立场。他将形成权解释为制定规范的权能，将支配权视为某个行为规范之受益者的地位。
关键词: 法理论 一般法学说 基本法律概念 科学化 中国化 引言 部门法学的教义化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未来，中国法理学者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研判各个部门法的特性，并借鉴当代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精耕细作，抽象出价值更圆融、逻辑更严密、适用更普遍的概念体系。
[4]由此，科学就成为了一个整体，也即知识、真理或命题的体系。只有当每种实在法体系不仅依照特定实践立场被理解为法条集合之外部秩序，也要被理解为某种鲜活精神之全部的整体表达时，法学才配得上被称为真正的科学。与一般法学说肇始于潘德克顿和百科全书运动（概念法学）不同，这一分支在方法论上恰恰来自于对概念法学的反思与抨击，它的代表是利益法学和自由法运动。它们属于自然法或理性法的范畴，相应的研究也被称为理性法学说或法哲学。
分析法理论的优势体现为，从微观层面对个别基本概念进行精致化的结构和要素研究，提高结论的逻辑严密性。这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了贯穿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在此意义上，它试图创造出的是部门法学的总论的总论。最近，更有青年学者主张，要将法理论作为一门多学科性之法律科学的哲学理论来看待。
[47]参见前引[44]，Hans Kelsen书，第493页以下。如此，法理论就与部门法学合在一起，形成了与哲学、社会学等相对的法学固有学科。
这导致了科学内部基于研究兴趣之多样性的自我分化：不仅法律科学与其他科学被区分开来，法律科学内部也因研究主题不同被区分开来，如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85]Vgl.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 Frankfurt a. M.: Suhrkamp,1984, S.60 ff. [86]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64页以下。20世纪60年代，法理论迎来了全面的复兴。正是在此意义上，它们才被称为基本法律概念。
后者给出法律科学的主要概念和定义，提出一般概念、分类和法律命题。这种总论的任务在于给出并澄清基本法律概念。
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才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法理论研究。他们不仅将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诸如法的权威性、规范性、权利、义务、责任等概念的研究，而且对这一方法本身进行了系统探讨。
默克尔之后，创始阶段的一般法学说又可以被细分为三个时段。比尔林将广义上的法哲学区分为法律原则学说（一般法学说）与狭义法哲学（法理念学说）。